皇史宬

皇史成，又名“表章库”，即皇家档案库，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南日东边，靠近故宫东侧。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年)，隆庆二年(156年)和清嘉庆十一年(180年)均有修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历史。 

皇史宬(cheng)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又称表章库，位于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13年（1534年）7月，建成于明嘉靖15年7月。占地8460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全为整石雕砌，殿内大厅无梁无柱，南北墙厚分别为6米，东西墙后分别为3米。地面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排列150余个外包铜皮雕龙的樟木柜，叫“金柜”。

 

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做工精良，功能齐全，华贵耐用，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是明清两代皇室保存其皇家史册的档案馆。“宬”的是指古代用于藏书的屋子。此后，隆庆年间和清朝的嘉庆年间屡加修缮。

 

主殿坐北朝南，通体基本上可以称为为石屋。其台基、墙壁均由砖石砌成，门窗、梁坊和斗拱等传统上应该用木料的地方也用的是仿木石料。石屋有利于防火和防潮，可以确保珍藏典籍免受损坏。其中陈列着152个“金匮石室”，存放着皇家的圣训、实录与玉牒

 

 

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金匮石室”的制度。《汉书·高帝纪下》记载：“与功臣刻符作誓，丹书铁拳，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所谓“金匮”，即是铜制的柜子；所谓“石室”，就是用石头砌筑的房子，其目的均是为了防火，让其保存的珍贵档案，能永久地保存下去。

 

尔后历代档案库，均因袭秦、汉旧制，而又各有所发展，供保存各朝皇帝的“实录”、“圣训”、“玉碟”之类的皇家档案。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建有这类档案库，但多数已毁，象皇史成这样保存完整的，已几乎都没有了，这就越发显示出这组建筑的特殊价值。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原来是故城的外围附属建筑，清代多次重修，但始终保持明代初建时原有的形制。皇史宬整个库房是由皇史宬门、主殿、东西配殿和御碑亭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四周环以红色高墙。主殿是砖石仿木结构，面阔九间，庑殿顶，顶部及殿脊、鸱吻等均饰黄琉璃瓦。墙身是由特制磨砖砌成的，厚达5米，额枋、斗拱、门窗等均以汉白玉雕成，额枋上还绘有描金旋子彩画，殿内的拱券式顶没有用一梁一柱，俗称无梁殿。

 

地面铺设浮雕海水游龙图案的汉白玉须弥座，高达1.2米，座上放置152个雕饰云龙图案的金铜皮樟木柜，柜高1.31米，宽1.34米，厚0.71米，皇室档案就收藏于柜内。山墙的窗户南北对开，可以使空气对流，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大殿的结构及内部设施具有防火、防潮、防虫蛀鼠咬等特点，是一座集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建筑，也是史书记载的“石室金匮”式建筑的典范。

 

皇史宬全为砖石结构，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皇史宬门、正殿、东西配殿、御碑亭等，四周围以朱墙。皇史宬门额由满汉两种文字书写。

 

正殿建在高2米的石台基上，绕以汉白玉护栏，面阔9间，黄琉璃筒瓦庑殿顶，拱券式无梁建筑。额枋、斗拱、门、窗均用汉白玉雕成，额枋上施描金旋于彩画。殿门5洞，均为两重。室内有高2米的汉白玉石须弥座，上置雕云龙纹镀金铜皮樟木柜152个。山墙上有对开的窗，以使空气对流。其结构具有防火、防潮等特点，是一座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三者兼备的重要文物建筑。　　

 

盖房不用一点木料几乎不可能，盖大殿不用一点木料，更是让人难以相信。而皇史成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石头宫殿，全用砖石砌筑而成，无一根木料。　　　　　　

 

皇史宬是一座庑殿式建筑，屋顶盖以黄琉璃瓦，吻兽相向，是最高等级宫殿建筑。殿前正前方高悬“皇史宬”匾额。正殿座北朝南，通体基本上可以称为石屋。正殿位于1.42米高的石基上。整个殿身是无梁建筑，屋顶为拱顶，南北墙厚分别为6.4米，东西墙厚分别为3.45米。两侧对开窗户，正南五座券门，每座约重2吨。殿内地面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放置鎏金铜皮包楠木制成的金匮。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做工精良，功能齐全，华贵耐用，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

皇史宬主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宝训）等。这些档案均存放在金匮内。室内金匮明代有20台，清雍正时增至31台，同治时为141台，光绪时为153台。清代还把107颗将军印信存放于皇史宬，另贮《大清会典》等。两侧配殿清代还保存过内阁题本的副本。
皇史宬是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库房建筑的杰出代表。

 

 

云纹雕龙的木柜，即所谓的“金匮”。在这些“金匮”中，收藏着历朝皇帝的实录和圣训，以及皇室的家谱──玉牒，也就是说皇帝个人和他家族成员的个人资料都收藏在这里了，金匮就是古时候收藏绝密材料的“保险柜”。明朝时《永乐大典》的副本也曾存贮皇史宬。

 

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 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本次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精选《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便于读者诵读为宗旨，所选之文，趣味清源，神采焕发，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睿人智慧，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 改。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人胡编出来的。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