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二、两大琴统的交替发展　　文人琴与艺人琴在春秋战国时代正式分化形成之后，接着便进入一个由汉到唐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持续时间长，经历的朝代多，社会的变化也复杂，为古琴两大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崭新的环境，也使两大传统的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汉魏两晋，这是文人琴获得发展的阶段；一是隋唐，这是艺人琴获得发展的阶段。
　　1．文人琴在汉晋的发展
　　两汉古琴占据主体地位的是文人琴，在当时较为著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琴家，也都是文人琴家，如刘安、司马相如、刘向、宋胜之、桓谭、梁鸿、马融、蔡邕、蔡琰等。刘安乃淮南王，“好书鼓琴”，雅好学术，著有《淮南子》传世；司马相如“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刘向乃“汉世大儒”，“博极群书，所著必精备”，“尝作《琴传》并《颂》”；宋胜之“以孝慕信义闻”，不仕，“从邮越牧羊，以琴书自娱”，“常挟琴牧羊巨泽中”；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梁鸿亦“不屑仕禄”，“与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马融“高才博洽，为世通儒”，“尤善鼓琴”，“特以为玩而非得趣于琴者也”；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蔡琰为蔡邕之女，善诗文音律，虽人生坎坷，仍以琴书自遣。[6](卷三) 正是在这些文人琴家身上，琴的修身求治的功能意识和崇古尚雅的审美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
　　修身功能是汉代琴家论琴时的一个突出主题。《淮南子》云：“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泰族训》)刘向《说苑》云：“故古者天子诸侯听钟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未尝离于前，所以养正心而灭淫气也。”(《修文》)其《琴说》亦云：“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桓谭《琴道篇》云：“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又云：“琴者，禁也。古圣贤玩琴以养心，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班固《白虎通》亦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德论·礼乐》)蔡邕《琴操》云：“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序首》)这些观念都是文人琴家建立起来的，在汉代，则成为琴的基本观念。
　　崇古尚雅是汉代琴的又一重要观念，它也来自文人琴传统。这一点可从桓谭例中见出。桓谭大约生活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建武年间，大司空宋仲子因桓谭“精音律，善鼓琴”，且“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而推荐给光武帝，任议郎给事中。光武帝每逢宴会，辄令桓谭鼓琴。桓谭常常演奏一些繁声丽调，以悦皇上。宋仲子对此很不快，便找来桓谭，说：“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也。”不久，光武帝大会群臣，席中又命桓谭鼓琴。桓谭见宋仲子在场，不觉慌乱而失态。光武帝很奇怪，问其缘由，宋仲子上前应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今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光武帝听后，“改容谢之”。[7](卷三) 对此，朱文长曾作评论说：“盖谭之知音，兼于雅郑，不能守雅而奏郑，以求悦于上，宜其见咎于君子也。”又据载，桓谭曾作《琴道》一篇，但只完成首章便去世，“肃宗使班固续成之，盖能舍郑而适雅”。乍一看，桓谭的案例所涉及的只是“雅郑”，而非“文人琴”与“艺人琴”，但实际上两者联系十分紧密。文人琴以修身为主，故必然崇雅而黜俗；艺人琴以娱人为主，故必然更多考虑如何打动别人，这样，那些容易使人娱乐的时俗(即“郑卫”)之调也就常常受到他们的偏爱和重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桓谭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琴家。就其身份而论，他是一个学者兼琴家，应该属文人琴；但若从其琴的职业化程度而言，则又宛然是一位艺人琴家。——以琴为业的属性，在他身上体现得已经够充分的了。这便是他为什么较多地喜好郑卫繁声的原因所在。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难从上述记载中见出，在当时，崇雅黜俗的观念是多么强大、自觉而且普遍。
　　当然，两汉时期也有著名的艺人琴家，如师中、赵定、龙德等，但他们的琴艺观也无不浸透了浓厚的文人琴色彩。师中是东海下邳人，相传为师旷之后，曾为汉武帝鼓琴，著有师氏八篇，似应为艺人琴家。虽然史书对他的琴艺特点未有多说，但从其“喜雅琴”已略可知其与文人琴有相近之处。赵定和龙德都是宣帝时人，宣帝作歌诗，欲予配曲，丞相便将他们推荐给宣帝作鼓琴待诏。《汉书·艺文志》所载雅琴赵氏十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就是这两人所作。“(赵)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刘向《别录》）若就这两人的身份和琴艺效果而论，他们都应属于艺人琴家，但其琴艺活动却又突出地体现了文人琴崇雅黜俗的特点。文人琴家刘向曾评论他们的琴艺说：“雅琴之意，